更重要的是，姚新义赶上了一个“不差钱”的时期。

　　2014下半年开始，央行接连降准降息，中国进入货币宽松周期，出现了近两年的信贷高峰；同时，金融处于扩张时期，金融同业业务大爆发、资管乱象又进一步放大了资金供给。由此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2015年A股大跌后“横冲直撞”，涌入债市和非标领域，直接压低了债券及非标融资利率。这样的情形发展到2016年8月，更是有券商预计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会低至1.7%，一些债券交易戏谑而又焦虑的感慨到：“突然发现我们的职业生涯还剩100bp了，好恐怖”。

　　所以，这段时期，又被金融机构称之为“资产荒”。为了寻找资金出路，金融机构不惜采取“信用下沉”的策略，由此产生了种种事后看来颇为“荒谬”的行为。

　　一些银行为了拿更低评级的债券（一般而言，债券评级越低，收益越高），就采取了委托资管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规避相关规定。在高收益资产普遍难寻的时期，资管机构也非神仙，为了满足高收益要求，一些资管机构就暗自违背约定的投资范围，买入一些更低评级、流动性更差的债券。

　　在非标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些信托公司开始通过降低风控标准来寻找收益较高的资产。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为例，此前信托公司开展这类业务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但此时，不少在全国展业的信托公司开始将业务重心向中西部转移。

　　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凭借更为灵活多样的融资手段，更受金融机构青睐。例如某国有大行浙江分行就专门成立了上市企业科，专门围绕上市公司来做业务。

　　对于不少民企而言，那是一段“负债狂欢”的日子。

　　首先，便宜的资金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借新还旧，偿还成本更高的银行贷款、信托融资。例如某大型地产商就表示：“2016年，该公司高效把握境内公司债发行的政策和市场窗口，成功发行225亿元低成本境内公司债及ABS，用于替换历史较高成本融资。”

　　其次，当民企的扩张野心，遇到金融的扩张周期，往往意味着债务的扩张。盾安集团就是一个缩影。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盾安集团的有息债务规模从2011年底113亿元快速增加到2017年9月末的360多亿元，占总负债的占比超过80%，资产负债率也随之抬升至64.54%，2018年一季度末进一步增加到66.34%。

　　更有甚者，一些企业通过发债、非标融资后，大量买了理财产品，形成了一条“企业融资—买理财——理财再投债、投非标”的资金空转链条，并且为了提高收益层层加杠杆放大了金融风险。

　　一项统计显示，2012年，A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仅为71亿元；2013年暴增至1667亿元；2014年增至3474亿元；2015年超过5500亿元；2016年则逼近8000亿元。

　　所以，在这一年，对“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开始升温。

　　小提示：

　　所谓流动性陷阱，通俗一点说就是，大量的货币发行出来以后并没有能够迅速地拉动经济，也就是企业没有进行有效投资，就好像被吸入了巨大的黑洞。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基于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或者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一些企业尽可能的负债短期化。而这些短期的资金，往往被用来进行长期投资，这就意味着，此后企业需要不断滚动发债，才能维持平衡。

　　统计数据显示，那的确是一段债务快速扩张的日子。在债券领域，2015年新发各类债券22.3万亿元，较2014年增长87.5%；2016年新发各类债券36.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4.2%。在非标领域，2016年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0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3.7万亿元。

　　在当时“资产荒”的氛围下，无论是在为100BP的职业生涯而焦虑的金融机构，还是正在享受“负债狂欢”的民营企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上述种种，正在为2018年的“违约潮”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