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开放新格局

　　金融业扩大开放是2018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头戏。

　　4月11日，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一是放开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二是扩大外资（包括合资）业务范围。

　　此前，根据银监会《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规定，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证监会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中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得超过49%。

　　截至2017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仅为1.28%，目前在已经登陆A股的25家上市银行中，只有华侨银行在宁波银行的持股达到了20%，其次是交通银行、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外资持股在18%左右，由于外资减持等因素，其余银行外资占股比例较低。而在证券公司中，则仅有汇丰前海证券、东亚前海证券外资占比达49%及以上。

　　这样的格局很快就会被打破。

　　易纲指出，在未来几个月，一是会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二是会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并在今年年底前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此外，接下来还将出台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把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以及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等一系列对外金融开放举措。

　　4月1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表示，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QDII改革。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程度的来自全球机构的竞争。多位在外资投行工作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金融机构其实很看重控股权的问题。

　　“在2004年进入中国后，外资金融机构从2009年开始又逐步撤出中国。这其中除财务考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无法突破银行20%持股比例限制，从而得不到期望的话语权，战略意义不大。” 一位长期在外资投资机构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国此轮金融开放取消了银行持股比例限制，将会刺激外资机构再次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易纲也在博鳌亚洲论坛中表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我们将平等地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

　　金融开放三原则

　　对于中国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市场上也有不少忧虑，如担心开放是否会引发较为极端的跨境资本快速流动或汇率波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稳定造成冲击等。但实际上，从改革历程来看，对外开放其实是推动了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封闭的金融体系并非就是安全稳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文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外开放不足、金融业竞争力不足、金融抑制过多，而这恰恰也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么，如何在当前国内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复杂环境下，做好金融对外开放，成为摆在中国监管部门面前的挑战。

　　对此，易纲强调，金融开放要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二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我们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的能力要与开放的程度相匹配。

　　这也就是说，金融开放不是一放了之，也不是大爆炸式的改革，而是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等各项条件到位下的稳步有序开放。必须在“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节奏下，确保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此外，在金融开放以后，监管部门仍会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进一步加强监管，让各监管机构职责清晰。“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我们的大资管指导意见，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易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