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谈乡村振兴战略：解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

　　34岁的冯海铎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义齿加工厂做厂长。每到春节，他会回到位于河南邓州农村的老家。

　　家中的地靠父母种着，“没办法，农民离了地就没法活。”虽这么说，冯海铎也清楚，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给儿子买套房以后就没法说媳妇、抱孙子”。

　　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冯海铎”。他们有家有土地，他们因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够、给儿子进城买房等等原因来到繁华的都市找机会。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以来，人口流动开闸，几亿农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庄成为留守老人与孩子的“保留地”。同时，原本用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土地，现在转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

　　2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此次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进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也明确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中央一号文件”有两波农业浪潮。20世纪80年代曾出台了指导农业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而从此，城乡也走上了分叉口。

　　到了2004年，时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开始补贴，对主产区市场紧缺的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此后，2005年至2017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城乡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央试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把从工商业、城镇收来的税转用于补贴“三农”，摊到每家每户农民头上已所剩无几，而且财政转移诱发的寻租现象防不胜防，靠财政能力收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的效力确有待审视与反思。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仍有近6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近1.7亿。而经过一段高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了调整阶段，农村却被落在了后面。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改革要“改”也要“革”。现如今，新一轮农村振兴改革似已“呼之欲出”。此次一号文件是否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过往的农村政策有何不同？农村的未来要往何处去？农民的权利又应得到如何安排？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