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

　　据说，《我不是药神》的片名曾经三次更改才定下来。其中的“不”字，透着深深的无奈。实际上，“无奈”是药品相关的所有环节的共同状态。药是用来救命的，但新药的研发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没有巨大的利润就吸引不来资本，就没有可能支持巨大的投入。而巨大的利润必然是高药价的结果，这又与药物救人的本质相违背。这个怪圈该如何去破呢？

　　大家都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直接生产仿制药，像我们的邻国印度那样。实际上，印度是世界第一大仿制药国。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美国人也会因为买不起药而跑到印度去买仿制药。之所以能有如此盛况，是因为仿制药的生产在印度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印度于1998年加入WTO之后，承诺从2005年开始遵照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标准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然而在2005年，印度对于自己的专利法进行了一些修订，不保护对于“此前已知药物”的改进所获得的药物，除非后者与前者在性质上和药效上有显著的差异。

　　由于格列卫即是2005年以前已知的药物，而诺华又无法证明其产品有任何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于2005年为格列卫申请印度专利时，被印度专利局驳回了。此后，诺华在印度开始了围绕格列卫的专利诉讼，不断败诉，不断上诉。经过长达7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印度最高法院于2013年宣判，裁定诺华败诉，维持了专利局的驳回决定以及下级法院此前的裁定。显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像神油国这样“保护”专利的。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不由科研机构来研发药物呢？事实上，很多药物的前期研发工作都是由科研机构完成的，直至找到某种有望成为药物的先导化合物。这部分工作在药物研发中几乎是零成本的，或者只占了成本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先导化合物之后的改造，以及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部分。一般的科研机构没有人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这些工作，通常也没有其中一些工作所需的专门资质。因此，这部分成本最高的工作只能交由制药公司去完成，必然会成为药物成本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办法吗？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之前那道简单的算术题。制药公司花了100亿才得到了一个药，高昂的成本中，绝大部分都是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能够避免这些风险，药物的成本自然就会回落了。

　　事实上，当今的国际药企的确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把以往“研发、研发、研发”的模式改成了“买、买、买”。道理很简单：与其花100亿支持了99个失败的项目，不如花50亿购买5家已经初步取得成功的药物研发小公司，每家小公司能够带来两三个通过了细胞试验，甚至通过了动物试验的药物研发项目。这样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最终很可能不止一个成为上市药物。如此一来，每个药物的平均成本就比100亿要小得多了。

　　不过，药物研发终究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新模式下难道就没有了？实际上并非如此。风险依然在，只不过是被上面这个算术题中根本没有出现的5家，甚至50家没有取得成功的药物研发小公司所承担了。而它们的研发成本则来自于风险投资，甚至是A轮B轮投资，只不过没有能够找到最后的“接盘侠”。如此一来，大型制药公司只需认真筛选需要并购的小型药物研发公司，或是直接收购它们手上的项目，再跟进最后的临床试验投入，就能大大提高成功率，降低上市药物的分担成本，真正让药物的价格有了降下来的空间。

　　近年来，国际药企并购小型药物研发公司的新闻不绝于耳。特别是方兴未艾的抗体药物中，很多都是小公司完成基本开发之后转卖给大公司的案例。在美国和欧洲的科研机构中，也涌现了科学家办公司的热潮，成为小型药物研发公司的源泉。

　　最终，一个完整的链条已经形成：科研机构做广泛的兴趣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小型药物公司做有针对性的先导化合物导向性的前期药物研发；大型药物公司做药品导向性的后期临床研究。在这个链条中，科研机构不存在承担风险的问题；小型药物研发公司虽然有风险，但不会转嫁给最终使用药物的病患；大型制药公司得以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药物成本，福泽病患。

　　遗憾的是，在我国，这样的链条还远未形成。一方面，科研人员办公司的意愿不强，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另一方面，国内的风投更热衷于追逐虚无飘渺的新概念，对于药物研发不敢投也不愿投；在国内大型制药企业方面，资本的积累还远远不足，不但很难承担独自的药物研发工作，也很难负担对小型制药公司的收购。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分担风险，都只能解决成本端的问题。而成本从来不是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都不是主要决定因素。价格更多的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说句大白话，在自由的市场里，只要有人愿意出这个价格，这件商品就值这个价钱。像格列卫这样的救命药即是如此。

　　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赚钱，除了劫道，就是卖药。”《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更是用四个字就道出这两门“买卖”之间的共性——“命就是钱！”不难想象，如果纯粹靠市场来决定的话，像格列卫这样的药物，必然只会越来越贵。这已经与它的成本无关了。所以，对于药物的定价，唯有通过政府的监管与指导才能回归理性。

　　写在最后

　　当初转行进入结构生物学这个领域，吸引我的是求解蛋白质中成千上万个原子的空间坐标那种挑战性。等到深入这个领域，才明白了它与药物研发之间深刻的联系，进而对这个学科更着迷了。

　　应该说，每一个结构生物学家的心中都有一个研发新药的梦想。当然，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希望能够借此改善生活（关于国内外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也是无力吐槽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像Brian Druker一样，用一种药改变某种疾病所有病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拯救生命，那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幸运与幸福。

　　药王孙思邈曾经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也算是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了。今天，病人已经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医疗诊治，但药仍是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我不是药神》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人，我只希望自己此生可以有机会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种药物，令病者皆得其药。留此存证，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