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则需要制度。

　　“人工智能本身没有伦理问题，最终还是制造者、使用者、传播者们（人）的伦理问题。”刘伟追溯“伦理”一词起源，它来自希腊文的“ethos”，是风俗和习惯的意思。东西方其实有不同的伦理观，在刘伟看来，西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东方则喜欢谈“人与人”的关系。伦理具有情境性，还有文化依赖性。“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要考虑交互主体－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方式，要弄清楚人的伦理中可以进行结构化处理的部分，再让机器形成所谓的伦理。”

　　除了伦理框架，也需要规范甚至是法律。

　　“当技术即将作用於现实生活，一些危险已经可以预测，从法学家的角度来看，此时我们来讨论问题如何解决、责任如何分配是比较合适的。”刘明也参加过多次有关自动驾驶规范的研讨会。自动驾驶已在大规模应用前夕，因此其规则研讨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但这种规则的制定也无法一蹴而就，还需根据实践中出现的真问题再度进行调整。“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应的法律规范调整的灵活度会比以前更大，调整速度会更快。”刘明说。

　　刘伟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规范的制定，必须要有人文社科学者的参与。他主张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加强交流。政府、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可以搭建这样的桥梁，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讨论的平台。毕竟，人工智能将要影响的，可能是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