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针对这件事发通知

　　今天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要说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一个通知——《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这个通知提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央一直非常重视。

　　政知君了解到，多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就此进行过表态或部署，中央首次开展全国性打击涉黑犯罪是在2000年。不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这是第一次。

　　本次，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涉黑的四类犯罪是重点

　　这份通知是1月24日由新华社发布的，提到了行动的重点：

　　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 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

　　把扫黑除恶和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哪些重点领域？据新华社披露，黑恶势力渗透的重点领域已从过去的采砂、建筑等行业，转为向物流、交通等领域渗透。

　　还有构建非法高利放贷平台，成立所谓贷款公司，延伸黑恶势力犯罪进行“软暴力”催债，典型的例子就是“校园贷”。

　　这次中央下发的通知要求， 严惩要“依法”。

　　“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这一点与17年前不同。

　　在2001年4月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暨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公安机关要尽快突破一批黑恶大案要案，迅速抓获一批黑恶势力的首要和骨干分子。各级法院、检察院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中央高层很早就关注“黑社会”

　　在中国政治场域，打黑其实并不少见。

　　“在我记忆里，‘文革’后最早提到黑社会的是彭真。” 上世纪80年代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原副局长的董仲行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那时候的特点是“城市中的团伙犯罪尤其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曾因高压管制而稳定的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之后，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要求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严打”。

　　但全国犯罪数量并未被遏制。

　　据上述媒体报道，2000年全国犯罪发案数为367万起，比1999年增加63%，“河南商丘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该市公安局长写信，称如果公安局开始打黑，他就在10天内取对方的人头。”

　　2000年中央首次打击涉黑犯罪

　　2000年1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自前述70年代以来，中央首次开展全国性的打击涉黑犯罪。

　　一个月后（2001年1月9日），吉林四平市，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首犯孙长春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这是“打黑除恶”斗争开始后，全国第一起公开宣判的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案件，新华网称此举“打响了对首犯处以极刑的‘第一枪’”。

　　2001年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开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开展新一轮“严打”提出明确要求。

　　据《瞭望东方周刊》 报道，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全国治安工作会议，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首次。

　　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长春梁旭东案”被称为“近年来公安机关打掉的一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

　　梁旭东凭借经济实力和警察身份，在团伙中拥有统治地位。骨干成员均被安排在他属下的各公司任职，每月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梁在长春市香格里拉饭店包租两个房间作为长期活动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会”，由骨干成员汇报工作，并制定了严厉的“家规”：组织的一切活动向梁请示汇报，如有违反，剁掉手指，打断双腿。

　　1996年6月，一名成员因违反帮规，被砍掉左手无名指。1997年，一名成员又因违反“家规”被打断双腿。

　　从“打黑”变“扫黑”，力度有变

　　一个事实是，自部署以来，这个行动一直在持续。

　　自2000年以来，只有2003年5月至2006年1月没有开展全国性的专项斗争。”《瞭望东方周刊》曾这样表示。

　　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出席，部署行动。之后，中央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并设立全国“打黑办”。

　　十八大之后，该行动也并没有停止。

　　据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观察，十八大以来至少召开过三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电视电话会，时间分别是在2014年9月12日、2017年6月15日和2018年1月23日，名称略有不同，但都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

　　与 本次中央发的通知相比，有一字之差，一个是“打”黑除恶，一个则是“扫”黑除恶。

　　新华社分析称， “虽然只是一字之变，但涉黑涉恶问题出现了新情况新动向，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过去“打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这次“扫黑”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的扫除黑恶势力，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

　　二，过去“打黑”打的多，防的少。

　　这次“扫黑”更加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这次共同参与的部门从过去的10多个部门，增加到了近30个。

　　农村黑恶势力是重中之重

　　这项行动虽然一直在开展，但各个阶段的重点并不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开展第一次大规模“严打”时，突出的特点是当时“城市里的犯罪团伙非常突出”，与经济利益结合的并不紧密。

　　在2001年4月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提到，“严打”整治斗争要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等三类犯罪。

　　而到了2011年，新华社分析称黑恶势力发展出现新特点，包括“向政界渗透”“向公司化、企业化等表象合法的形式转变”“黑恶势力严重侵蚀基层组织”。

　　这次专项斗争则是——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当然有现实背景。

　　当下，黑恶势力往往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人员勾结，一些抵抗力弱的官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伞”，甚至通风报信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力有恃无恐。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打黑除恶影响当地形象和投资环境，影响个人政绩和仕途，不同程度存在不愿打、不敢打、不真打、不深打等问题，助长了黑恶势力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