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建3万套福利房为留住员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座城市也会因为一个明星企业的崛起而扬名立万。对于深圳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华为来说，似乎已经很难说清，是华为成就了深圳，还是深圳成就了华为。

　　2016年，那篇著名的《别让华为跑了》，将这两个原本互为IP的个体，在发展中渐行渐远的矛盾挑明，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证券时报记者曾在2016年实地走访了华为在松山湖的基地的建设情况。

　　1年多以后，记者再次走访华为松山湖终端基地发现，华为小镇已落成但未启用，多个部门搬至东莞。不过这场搬迁并不轻松，它需要通过低价分房等方式留住员工，为脱离“深圳效应”买单。

　　而深圳有片区确实因此在税收上受到影响，不过总体而言，深圳的发展增速保持较高水平，城市的“名片效应”依然闪亮。在2018年1月9日召开的世界著名的消费电子展CES展上，中国企业们依然最喜欢将名称里带上“深圳”的标签。

　　一切都无法阻挡经济规律的驱使。那些曾因搬迁引发的担忧、争论甚至愤怒的种种情绪，最终已随风而去。需要思考的是，“去深圳化”的华为，和“去华为”的深圳，如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大潮，优雅转型。

　　华为：移居的代价

　　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网上关于“华为低价给员工分房”的消息被广泛流传。

　　网上资料显示，华为内部在东莞会提供3万套员工住房，包括松山湖2000亩项目，预计2万套；松山湖安居房项目443亩，预计5500套；湖畔花园175项目，预计3000套；华为松山湖南区公寓115亩，预计2500套公寓。

　　其中，此次内部公开的方案显示，松山湖溪流背坡村第一批住宅配建项目（湖畔花园）将对员工进行分配，带精装修价格只要8500元/平米。

　　资料显示，湖畔花园是华为在2015年12月31日以逾1亿元的底价拿下的地，楼面地价约为1820元/平米，总建筑面积约41.43万平方米，由20栋住宅楼、一栋幼儿园及社区配套组成，系华为在松山湖新基地的员工配套住宅，预计可容纳5000多人居住。

　　按照分配方案，不区分楼栋、楼层、户型，单价全部统一为8500元/平米，以两房居多，各个部门分配的房型比例也一致，一房占12%，二房占比76%，三房占比12%。

　　按照规定，前5年是租赁，期满后由员工购买（员工拥有完整产权），购买5年后才能转让。也就是相当于总共要10年后才能入市流通。

　　记者1月8日向华为多名内部员工求证此事，员工均表示确实有这个政策。但不是每个员工都有机会申请到。内部会设置条件，比如入职3年以上，职级为15-19级之间，仅限于在松山湖办公的员工。然后按照积分排序，绩效占到评分的50%，其次，在公司获得过荣誉的，工作年限越多的，职级越高的，积分也就越多，哪怕你在深圳有房，只要在东莞没房，都可以申请一套。

　　不只是分房，华为还忙着在东莞拿地。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12月。在东莞国土资源局网站上，一则关于《2017WG027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信息公示》于12月19日进行公布。

　　信息显示，东莞出让了一块7.73万平米的土地，用途是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类用地，用地年限分别是70年和40年。受让人是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价格是4.82亿元。

　　另据报道，东莞绿苑其实获得了WG026-028三宗大型商住土地。这三宗地块位于松山湖东部地区，竞拍总价为11.66亿元。

　　工商资料显示，东莞绿苑正是华为旗下公司。东莞绿苑的法定代表人是任树录，企业法人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此前，华为在东莞拿地也正是通过东莞绿苑受让。除了此次分配给员工的湖畔花园，2015年9月，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曾斩获一块逾9万平方米的土地，折合成交楼面地价2865元/㎡。

　　从华为拿地的类型上看，不仅有商业用地，还有住宅。显然华为是有意让员工在此安居并乐业的。

　　良禽择木而栖。不过华为要将让千名员工搬迁至东莞，以上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事实上，公司选择到异地发展，和一个人离开一座城市一样，不可避免面临着部分资源流失。

　　根据此前的规划，位于松山湖的华为终端总部于2017年竣工。记者从华为内部员工了解到，该终端总部目前还未启用，但是已有多个部门已经在2017年年底搬迁至该区域附近。目前在深圳安家的员工都是乘坐公司班车上下班。

　　而华为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同样需要为抵御高房价、留住人才而做出努力。2017年6月，华为与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任正非等华为高管出席。据悉，仪式上透露，华为规划在上海青浦区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及配套人才公寓，其思路和建设和东莞松山湖类似。

　　深圳：“企业外迁成潮”获确认

　　大企业要搬走，对于所在的城市而言，受到的冲击不小。

　　首当其冲的是相关片区的税收会受到直接影响。

　　记者查询到，华为深圳基地位于坂田，而龙岗区的政府网站显示，坂田街道2016年前9个月工商税税收收入为30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4.6%。但是到了2017年1-9月，坂田街道的工商税税收收入为260.43亿元，同比下降14.3%。

　　龙岗区的税收总收入在2017年上半年受到影响，呈现负增长状态。2017年上半年，龙岗区的税收总收入累计为388.84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0.4%。到2017年下半年，降幅回落。

　　大企业一走，还会引发相关产业的连锁搬迁。

　　事实上记者采访中发现，产业链也会有集中效应。往往是大企业在哪里，会带动一波产业链相关企业在周边聚集。此前，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齐全，在全国闻名，这与有大企业“驻守”有着密切关系。而华为一走，相关的产业链的企业也会随之搬迁。

　　2017年7月26日，在深圳市政协六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壮大实体经济”专题协商会上，由政协委员组成的先进制造业调研组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报告中称，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

　　调研组明确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并指出：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很多上下游配套企业也随之迁走，这对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该调研报告还透露，深中通道获国家发改委立项后，据中山市发改局统计，近3年多以来，已接纳230多家深圳企业落地中山;江门市工商部门统计，已有198家深圳企业在江门投资，设立企业法人共166户，注册资本300.2亿元，同时，深圳企业在江门设立的分支机构达225户。

　　洲明科技（300232）董事长林洺峰透露，其所在的LED行业已经有近1/3的企业迁离深圳。

　　名片效应VS空心化

　　但从全市的经济数据上，看不出直接的负面影响。深圳这张“创新城市”的名片反而更加闪耀。

　　1月9日-12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即将举行国际消费电子展（CES），每年都吸引了近20万人前来参展。据媒体报道，今年约有4500家厂商参加CES大会，许多来自亚洲的企业喜欢把地名加在公司名称上。其中，有482家企业的名称含有“深圳”，占到所有参展商数量的10%左右，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的“美国”（94家）。其次是东莞、北京、广州、宁波、上海、浙江等。

　　虽然这种现象与中国要求明确标注所属的行政区区域等要求有关，但是企业喜欢打“深圳标签”，确实是一种趋势。深圳也因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较大而被作为创新城市的典范。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深圳东莞多家企业和创业者，发现一种现象，就是企业愿意将研发、市场留在深圳，而生产和扩大规模则往往选择临深片区。深（店）莞/惠/中山（厂）成为很多企业的标配。其中，深圳的“名片效应”依然被很多企业看中。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招商的林德（化名）表示，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扎堆，且形成了创新、创业、法制的氛围。因此“深圳企业”成为了品牌效应。不少企业为了显得公司有层次，有科技含量，会选择将注册地落在深圳。且他发现，大企业因为扩大规模选择外迁出深圳，但创新创业型企业不断地在深圳涌现，这样令深圳的城市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领英的大数据显示，深圳对海归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北上广。2016年，领英平台上深圳的海归流入流出比高达2.35，为一线城市中最高。目前，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绿洲”，拥有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超过130多万名科技工作者，创新专利遍布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基因检测等新兴产业领域。

　　闪亮的城市品牌效应背后，是迫在眉睫的空心化焦虑。

　　深圳市统计局披露，2017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13.14亿元，增长25.6%；第二产业增加值5961.57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9433.91亿元，增长8.4%。2017年1-9月，深圳的二三产业结构为38.7:61.2。而在2016年，这一结构还是39.5:60.46。

　　有观点认为，目前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制造业不能再退。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曾表示，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型城市，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否则创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深圳市政协调研组认为，目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深圳外，这一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活力、税收、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无疑也将造成深圳产业空心化危险，走上香港的老路，而深圳又没有香港的金融风投、港口贸易、旅游交通等方面的基础，因此深圳应借鉴新加坡经验守住制造业，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

　　［观察］请对深企外迁保持足够的敏感

　　从2007年最初深企外迁的媒体报道引发民间大讨论，到2017年深圳政协的调研报告中明确“深企外迁已成潮”，时光已匆匆流失，一晃已是10年。

　　10年间，深圳的明星企业不断涌现，但他们做大了之后，往往会选择异地开花。外迁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确实，深圳聚集了太多的优秀企业，土地也显得更加珍贵，自然不可能像东莞等其他城市提供如此优厚的土地优惠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推高的高房价，正是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体现。

　　但深圳的“城市名片”效应已经形成，创新氛围、营商环境、法制环境以及人才效应等等，都是时间赋予深圳沉淀下来的财富，也是其他城市短时间内无法逾越，这是深圳的“壁垒”，是阻挡企业完全离开彻底搬离的秘密“武器”。

　　但这不代表深圳就可以对外迁成潮视同成为习惯，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忽略。且从2007年的产业结构，到如今第三产业已占六成比重，说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确实在下滑。因此，未来城市真正的支撑点在哪里，如何再培养出像华为这种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深圳当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当前，上海、北京包括美国对制造业的争抢都非常厉害。站在大产业的角度，行业本身也会经历朝阳-夕阳的周期。深圳如何把握产业规律，培育出能代表未来方向的产业、行业和明星企业，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智慧。

　　深圳这座城市名片再亮，如果不经常擦一擦，也终将有黯然失色的一天。因此，请务必对企业的外迁潮仍保持足够的警醒。